作者|陈浩  高宏「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」

文章|《中国金融》2020年第15期

《中国金融》|我国就业压力之谜

近年来,我国经济正增长,但劳动力负增长,存在“就业压力”之谜。这主要是由于,经济发展方式由劳动投入转向资本积累、由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,导致经济增长拉动就业的效果持续下降,同时劳动市场的变化也导致就业压力上升。未来较长一段时间,我国经济增长拉动就业的能力仍将持续下降。对此,我们应未雨绸缪,及早应对。

发展方式转变导致我国经济增长拉动就业效果下降。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。

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关系会发生变化。1962年,美国经济学家阿瑟・奥肯提出,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两者的变化之间存在一种稳定的关系,这被称为“奥肯定律”。奥肯定律描述的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关系不一定始终稳定地存在,原因是,奥肯定律是拇指规则,是经验总结;奥肯定律的成立是有条件的,比如相对完善和稳定的劳动市场制度和环境;劳动是众多经济增长来源中的一个,资本积累、技术进步等都可以推动增长。

我国经济增长拉动就业效果减弱。总体看,近年来我国就业弹性持续下降。2006~2010年,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为0.03,2016~2018年弹性下降为0.01。分结构看,主要是第一、第二产业就业弹性下降。第一产业就业弹性为负且持续扩大,农业从业人口绝对规模持续降低;第二产业就业弹性从2006~2010年的0.37下降至2016~2018年的-0.15,就业拉动能力大大减弱。而与此同时,第三产业就业弹性从0.25上升到0.55,拉动就业作用持续增强,但仍不足以弥补第一、第二产业的下降。

经济发展方式转换导致我国就业弹性下降。从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看,通常可以分为三个阶段。第一阶段表现为劳动雇佣数量增加;第二阶段是劳动力从生产效率低的部门向高的部门流动(丹尼森效应);第三阶段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推动增长(鲍莫尔效应)。改革开放以来的较长一段时期,我国主要处于第一阶段,单位GDP需要投入的劳动力数量较多,增长的就业弹性较高。随着老龄化加深并越过刘易斯拐点,我国逐渐进入第二、第三阶段,增长由劳动驱动转向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驱动,对劳动力要素的数量需求下降、质量要求上升,就业弹性下降。

一是劳动配置由第一产业向第二、第三产业转移。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第一产业向生产率高的第二、第三产业加快转移,配置效率明显提升,导致经济增长对劳动的需求减少。2019年,我国第一产业就业占比为25.1%,较2010年大幅下降11.6个百分点;第二产业占27.5%,保持基本稳定;第三产业占47.4%,大幅上升12.8个百分点。同时,劳动力在部门内部的转移也提高了配置效率。二是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。主要是机器换人、人工智能发展迅速,资本替代劳动趋势明显,许多行业尤其是制造业对劳动投入的依赖减弱。2018年,我国工业机器人密度为140台/万人,比2011年增长13倍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测算表明,2014~2017年新增机器人替换了293万名工人,解释了约34%的制造业就业下降。相应地,2013~2018年,我国劳动密集型行业增加值占比由32%下降至30.4%,就业占比由34.1%下降至32.5%;而同期资本密集型行业增加值占比由28.8%变化至28.2%,基本保持平稳,就业占比由28.6%上升至30.3%。三是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。近年来,技术进步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明显增强,技术密集型产业不断壮大。2010~2018年,技术密集型行业增加值占比由37.7%上升至41.4%,就业占比由34.6%上升至37.2%。同时,对2006~2018年33个工业行业的测算表明,我国工业整体技术偏倚度为0.157,81.8%的行业技术偏倚度大于零,表明我国主要是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,企业吸纳就业能力弱于以往(大于零为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,小于零为资本节约型)。

劳动市场变化导致就业压力加大。我国劳动力供给总体趋降,就业压力似不应上升,但劳动力供给、需求和市场结构的变化增加了就业压力。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。

劳动供给变动增加了就业压力。一是农村人口流向城市。以前我国农村是个蓄水池,老一代农民工在城里找不到活干就返乡了,其失业不反映在劳动统计中。而新一代农民工大多没有返乡的意愿,即使找不到工作,也愿意留在城里,这提高了城镇调查失业率。二是小镇青年流向大城市。青年人工作生活期望高,更加偏好在东部、大城市就业,不愿去中西部、小城市,导致大中城市就业压力上升。同时,这一代青年人受家庭、社会关注度高,更擅长借助互联网等多渠道表达自身感受,也导致其就业压力被放大。三是老人和妇女劳动参与率上升。老年人劳动参与意愿上升,更多女性从家庭妇女转为有工作,这在补充劳动供给的同时,也增加了青年人的失业。人社部数据显示,2018年,55~59岁、60~64岁城镇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分别为45.2和44.1小时,比2015年分别增加1.3和1.7小时。

劳动需求变动加大了人们的失业感受。一是劳动需求持续放缓。我国面临三期叠加,国际环境日趋复杂,经济增速持续下降,这减弱了劳动力需求,增加了周期性失业。同时,企业对劳动力价格上升反应迅速,以技术和机器替代劳动进程加快,导致劳动力需求下降快于劳动力供给减少,也增加了失业。二是劳动需求变化加快。受经济结构变动加剧、市场需求转换加快、技术创新层出不穷影响,我国劳动力需求在地区间、行业间的转移大量增多,劳动力找工作的频率、难度和时间增加,摩擦性失业增多。三是部分企业和行业劳动需求减少更快。首先,小微和民营企业需求减弱。相对大型、国有企业,小微、民营企业吸纳就业更多,但发展更慢。2018年,小型、民营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占全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33.5%和27.1%,比2015年下降3.9和5.1个百分点,而大型、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上升5.8和5.4个百分点。其次,民间投资拉动增长和就业力度减弱。我国政府投资力度继续加大,但由于其集中于公路、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,这些多属资本密集领域,因此就业增加有限。而拉动就业较多的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持续下降,2019年为56.4%,比2015年低7.8个百分点。四是灵活就业规模扩大导致失业高估。我国数字经济、小店经济发展迅猛,灵活就业、非正规就业增长加快。但由于其小型、分散、流动性强的经营特点,很多从业者难以统计。据《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(2019)》测算,2018年共享平台的服务提供者约7500万,但绝大多数无法列入当前我国统计的“就业人员”。

劳动市场结构变动导致失业增加。一是劳动保护力度加强。我国《劳动法》实施力度加大,客观上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弹性;失业保障增强,减弱了人们找工作的积极性;各地普遍实施最低工资,制造了工资刚性,增加了不熟练工人、青年人的结构性失业。二是劳动市场不完善。比如,劳动市场信息不完全的现象增多。主要是灰色、黑色中介增多,运行不规范抬头,违规、欺诈增加。一些劳务派遣公司两头吃,通过裹挟中小企业在旺季的临时用工需求,大幅提高工人工资高达20%~50%,导致劳动供求匹配效率下降。再如,劳动培训不足。许多电子厂工人工作内容单一,技能培训缺乏,导致在遇到外部冲击失业时,找工作难度更大、时间更长。

未来经济增长拉动就业的能力仍将继续下降。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。

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继续下降。世界人口变化规律表明,一国人口规模随出生率和死亡率此消彼长,通常需要经历“低增长―加速增长―增长减缓―低速增长”四个阶段。目前我国仍处于由第Ⅲ向第Ⅳ阶段过渡的时期,即出生率将继续下滑,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继续减少,劳动力价格更加昂贵。这将继续推动我国以资本代替劳动、以技术进步代替要素投入,并使增长拉动就业的能力进一步下降。

以资本代替劳动仍然是未来较长时期增长的方向。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后期,资本报酬递减没有到尽头,机器换人在东部仍有空间,在中西部还远远不够。我国目前人均GDP约1万美元,从国际经验看,随着未来收入进一步提高,第二产业的劳动力占比和就业弹性将继续下降。

以创新驱动代替要素驱动是经济发展的趋势。我国技术创新的路才刚刚开始,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仍处于较低水平。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看,人均资本增加只能解释其增长的10%,而90%来源于科技进步。以创新驱动代替要素驱动,不仅是我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,也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。

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拉动就业能力普遍趋降。从发达国家经验看,随着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,就业弹性普遍趋降。尤其是日本、韩国等雇佣制度稳定的国家,就业弹性稳步下降:日本战后就业弹性从1955~1960年的0.52降至2015~2018年的-0.35,韩国从1.1降至0.03。

长期看,我国面临的不是就业压力,而是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数量减少、价格上升和经济停滞。对此,我们要防患于未然。

一是充分认识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。中国一定要深刻吸取发达国家的教训,及早认识老龄化的巨大危害,要认识到人力资本和科技进步远不足以弥补人口的下降,要认识到老龄化虽然是慢变量但有加速发展、难以挽回的特点,要认识到创新的源泉只能来自于青年人,要认识到多生孩子的关键是为女性创造良好的生育环境,要尽快全面取消生育限制。

二是要将经济增长由报酬递减的领域转移到报酬递增的领域。传统的增长理论大多认为要素(资本)报酬递减,因此有所谓增长趋同,但近期的内生增长理论则认为报酬递增的现象愈发普遍。报酬递增意味着产出增加要多于投入增加,这是美国等持续增长的秘诀,也是我国在人口老龄化、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增大背景下的应对之道。

报酬递增的领域包括两项。一是技术进步。要依靠科技进步,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;要加强教育,尤其是理工科教育;要控制房价,让青年人买得起房,因为他们才是创新的源泉;要完善兜底保障,让人经得起失败,消除人们创新创业的后顾之忧。二是国际贸易。因为出口增加了一国生产者的总量市场,容许更大的专业化和分工,容许更大规模的知识流动,有利于规模经济。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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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责任编辑 许小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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