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/朱永新

今天全社会都在关注教育,教育也确实需要不同的学科、不同的声音、不同的视野给予多方面积极的帮助,而不仅仅只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人为此操碎了心。

我长期研究教育,发现无论中外,教育的问题越积越多,很大程度上是结构上不尽合理。换言之:当前的教育体系急需重构。

工业化的学校与精英

当前全球的学校制度,包括大学制度,大多是在工业化社会基础上运行的。在工业化主导世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之前,整个社会的知识流动、知识资源都有限。出于工业化进程的迫切需要,必须把传道授业者与追寻新知的年轻一代,集中在人们称为“学校”的地方,把图书馆、实验室等绝大多数社会教育资源放在这里,大学就是这么产生的,中小学也是这么产生的。

但我们知道,步入21世纪的今天,跟工业化主导的时代背景,已经完全不一样了:信息在爆炸式增长,教育资源也逐渐超出“学校”的有限范围。如今孩子们受网络的影响,常常远远超过他们从学校中受到的“教育”。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努力构造一个新的教育体系。

去年我写了一本书《未来学校:重新定义教育》,书中提出我对“学校”教育的基本判断:由于当前通行的学校制度出现问题,光在学校里已经不足以培养出社会上真正需要的人才。关键在于,过去是社会上最优秀的分子进入学校,从大学到中小学,从事教育者都可称为“社会精英”。但如今的“社会精英”一天天分流出去,散布在全社会的各个角落、各行各业。社会上贡献最优异的人,很多并不在学校里,或者并不是完全由工业化教育培养出来的。

新型的学校体系,应当是学习中心,一个人不仅在学校,还要在不同的学习中心进行学习,并不是所有人都必须读完大学或者拿到博士学位才能参加工作。按照现在的学制,通常一个人读完博士都30岁了,人生走过了近一半。而人生中最有才华、最有创造性、最有激情的时期,就是20多岁,应该让他们参加实际工作。

最近有人提出学习与工作结合起来,实行“间隔年”,我认为是很好、很有创造性的想法。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要如此,比如术业有专攻、要长期持续研究的数学家、科学家等,就没必要实行“间隔年”。不过大多数人完全可以如此,一边工作,一边学习。放眼未来,所有学习都是终身学习,不再仅仅是为了找一份好工作做准备。如果只是为了找工作,在时间较长的学校学习中几乎无法真正去准备,现实生活变化太快,很多工作岗位一夜之间就没了,也有很多新工作岗位一夜之间就出现了。

以生性好动的美国人为例:据统计,在美国每个人一辈子大约要换十次工作,甚至更多,该怎么准备?所以我认为,未来的新教育体系下,读完基础教育课程就可以开始工作了,有了一定工作能力以后,适应不同工作的不同要求再学习,成为不同的人才,完全没必要经历整个高等教育过程才去工作。

成人永远比成才更重要

更重要的是,在新的教育体系下,将来不会限定6岁才上学。按照我的构想,其实一个人从零岁就开始学习了。从事少儿教育的专家也说过,有些五六岁的孩子,甚至还戴着尿布来上学,可已经很能干了。同样是7岁的孩子,有的智商已到10岁,有的还是四五岁,完全不一样。仅仅按照年龄这一把尺子来衡量所有的孩子,很没道理。

不少家长为了让孩子早一年上学,要做剖腹产来赶上时间,其实完全没必要,每个人的成长之路都是不一样的。未来的新教育体系下,可以大大降低基础学习的难度,全面整合教育的内容,让一个人很幸福地学习。更重要的是,他要有相当多的时间完成自我的知识建构。一个人最重要的知识都是自己一步步建构的,而不是只能接受外来灌输。

新的教育体系要提出一个新的重要理念,那就是过一种幸福、完整的教育生活,我觉得这是教育的最高目标。教育要做什么?让学生学会幸福,学会幸福地学习,享受学习的过程;让学生能够幸福地和别人交往,幸福地接受他所面临的一切。

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让我挺感动的。说的是两个从北大、清华出来的高材生,属于学霸型那种,他们到国外读了博士,并结为夫妇。从妻子怀孕起,严格按照各种标准,开始塑造自己的孩子,连吃东西和所有的一切都很注意。结果后来这个孩子在学习方面就是不行。这让两个人都很沮丧:我们两大学霸怎么培养出一个学渣?但两人有一天终于想明白,为什么孩子一定要做学霸呢?

这孩子自己很开心,特别喜欢做菜,十岁的孩子能做一桌菜,厨艺非常好。在一般的家庭里,会说你学习不行,还做什么菜?他们俩觉得孩子以后能做一个大厨师,也挺好的。这孩子很愿意帮助人,在班上人缘非常好,尽管学习成绩不太好,但大家都很喜欢他。孩子每天乐哈哈,很开心。学霸爹妈终于想明白了:其实这才是最好的教育,我们开心,孩子也开心,接纳他,让他一起享受人生的过程,人生就是这样。

所以我认为幸福永远比成功更重要,成人永远比成才更重要。这是教育的一个基本主张,也是教育应有的常识,但这个常识就是不能成为广泛的共识。我可以现身说法,我自己的孩子,复旦大学博士,学位论文写到一半,眼看快要答辩,他突然不干了。当时我很紧张:一个好生生的孩子就这么毁了,博士学位都不要了?他说我想明白了,拿了博士干什么?大学教授?

他说,爸爸你当教授要写无聊的文章,做无聊的事情,我不喜欢,我的身体最重要。当时他体重将近260斤,浑身都不舒服,首先得解决身体问题,下了决心减肥。结果四个月不到,成功减掉100斤,整个人焕然一新。从此他对健身感兴趣,后来还真当上健身教练,每天都在运动。我说你总得找个正经工作,都做爸爸了,儿子也七岁了,你得养家糊口,以后不能靠我养你。他说老爸,我不想住很大的房子,也不想有很多钱,只要能吃饭,养活自己没问题。他说我不要刻板的工作,我该做一个自由写作者。他就在家里埋头写作、翻译,一共翻译了一二十本书,活得也很自在。

“深井”与“花生”:折射过度保护

刚开始的时候,我不能接受自己的孩子“不务正业”,但后来想想,他觉得幸福才是我的目标,我非要强迫他当大学老师,他只是顺从父亲的意愿,那又有什么意义呢?

当然会有人觉得我这样想这样做,太理想化了,没有顾及现实生活的残酷性,特别是对急于在社会上立足的年轻人不公平。对此我不完全赞同。社会现实是残酷的,这种残酷与一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有内在联系。亚里士多德早就说过:幸福是人类的最高目的,我相信它也一定是人类最终极的目标。但怎么能达到幸福?我提出“完整是达到幸福的路径”。

我所理解的“完整”是什么?用最简单的话说,就是让每个孩子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怎么去全面理解这一点?我认为问题在于“补短教育”。长久以来,社会舆论普遍觉得,对中国的年轻人来说,清华、北大就是最高的标准,凡是达不到这一标准的就不够格,必须补课,要不断补短。以至于很多年轻人都觉得自己“短”,所以从中小学到大学的教育,都不断地摧毁每个人的自信心,弄得几乎所有人都缺乏自信。

这又牵涉到人们对自己童年不良经历的关注。近日我读到加拿大儿科医生娜丁・伯克写的《深井效应》,经过对几万人的深入调查,她发现童年经历会对人的一生带来重要影响。书中把家长不关心孩子、家庭暴力等童年时不愉快的经历,一共列举了十条。只要占四条,成人以后出问题的几率就远比一般人多得;若占六条,通常会比同龄人要少活二十年。

当然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很重要,大学阶段尤其重要,是一个人走向成熟的关口。这本书里有一句话:与其为孩子铺好路,不如教他们学会如何走好路。这个问题在中国的家庭尤其突出,我们为孩子铺的路比不少国外家庭多,也更周到。而在孩子受到过分保护的状态下,无论中外,都会出现很多问题。再以美国为例:美国现在的校规比过去严厉很多,以前很多可以做的事如今都不能做了,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,在高度行政化的教育体系下,谁都不允许出差错;在过分安全的保护下,孩子的脆弱逐渐加深。

有个很有趣的“花生实验”:20世纪90年代,美国国内只有千分之八的孩子对花生过敏,而近年却越来越多了,到底是什么原因呢?经过调查发现,不少父母亲不让孩子吃花生或花生制品,越不吃越容易过敏,就更不能让孩子碰花生米。其实孩子成长过程中正是要不断尝试,又不断地犯错误,有些事情无论正确与否,孩子都是必须要做的。

我还有一个观点:不能把教育的责任完全推到父母和学校、老师身上,管理教育的行政部门也要承担起相应责任。因为它们在评价学校的时候,强调的就是校方和老师一点错误都不能犯,导致很多学校里让学生锻炼身体的双杠都拿掉了,原因就是:孩子要是从杠上摔下来受伤,学校必须补偿。

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在说:幸福和完整的教育生活,对孩子的成长很重要。

作者为全国政协常委,民进中央副主席,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,中国教育学会第八届学术委员会顾问,苏州大学教授。本文大小标题均为本版编辑所拟,作者表述的学术观点,与本报立场无关。

(责任编辑:季丽亚 HN003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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