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为生于纽约、长于纽约的商界大佬,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工人阶层之间的交集原本并不多。在华尔街和硅谷被民主党掌控的情况下,特朗普给自己立下了“美国工人保护伞”的人设,并借着一句“让制造业回流”成功突出重围。

这句口号后的悖论显而易见,遵循全球化的逻辑,高成本的美国注定不会是制造业的最佳归属。即便是有特朗普关税的威逼和减税的利诱,资本在全球寻找资源配置的最佳方案,这个交织着权力和利益的口号,更像是一张难以兑现的空头支票。

美国惊梦三部曲(三):制造业,恨铁不成钢

江河日下

8月的最后一天,埃克森美孚正式被道琼斯指数扫地出门,取而代之的是商业软件供应商Salesforce,这距离埃克森美孚86多年的标普AAA评级“完美纪录”被剥夺已经过去了4年。至此,雪佛龙成了道指成分股中唯一的石油企业,同时能源股在道指中的权重降至仅2%。

这一幕似曾相识。两年前,2018年6月,在稳坐111年道指成分股宝座之后,美国工业巨头通用电气(GE)被踢出了道指成分股。

无论是埃克森美孚还是通用电气,都曾是叱咤美国商界风云的老字号,前者创立于1882年,后者诞生于1896年,均做过美国股市市值的榜首,埃克森美孚最高市值超过5500亿美元,通用电气则高达6000亿美元,而如今,一个仅为1600亿美元,另一个只剩520亿美元,距离第一苹果的2万亿美元,已经相去甚远。

科技股赢了“古老”的工业股,股市的重心已经说明了美国经济的重心。在剔除通用电气时,标普道琼斯指数服务公司董事总经理David Blitzer就表示,美国经济一直在变,消费、金融、保健与科技类股份的重要性日益明显,而工业类相应转弱,以药店零售商Walgreens取代GE可以让道指的表现更能反映经济与股市现况。

如果说通用电气和埃克森美孚只是在股市中“落魄”,那么被公认为美国高端制造业骄傲的波音则是在全球一蹶不振。9月,波音的部分梦想客机787确认出现零件不达标的情况,而此时的波音,仍然处于737MAX两起空难的阴影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之下,无力翻身。

特朗普对波音的态度也从最爱变成了“恨铁不成钢”。2016年竞选时,特朗普曾坐着私人飞机波音757-200,在美国各州巡回演讲拉票;到2020年1月,波音在特朗普眼中已经成了一家“令人非常失望的公司”。

在波音、通用电气走下神坛的背后,是美国制造业的整体衰颓。铁锈带应运而生。俄亥俄州的钢铁炼油业、密歇根州的汽车工业、宾夕法尼亚州的冶金焦炭业从20世纪80年代的骄傲变成了新时代的铁锈。

“几十年来,我们以美国工业衰败为代价,富裕了外国工业……我们让其他国家富裕起来,自己国家的财富、实力和信心却在地平线消失。工厂接二连三关闭,迁移他国,几百万被扔下的美国工人被置之不顾。”在上任演讲中,特朗普慷慨陈词,并许下诺言,“我们将保护美国国土不被那些制造我们的产品、偷走我们的公司、毁掉我们工作的国家掠夺”。

大棒+甜枣

开出了“让制造业回流”支票的特朗普,被铁锈带上的一张张选票送上了总统宝座。为了不让选民们失望,特朗普也的确做出了不少努力。对外,特朗普四处开火,用关税拦住企图物美价廉的国外产品;对内,则是通过减税和投资红利来诱惑。

汽车工业首当其冲。2017年1月3日,也就是特朗普正式宣誓就职前两周,福特汽车表示,公司将取消在墨西哥投资16亿美元建厂的计划,并将把7亿美元投向美国密歇根州的工厂。

作为美国本土两大汽车巨头之一,福特汽车早就被特朗普口诛笔伐。“绝对的耻辱”,在竞选期间,特朗普曾用此来形容福特汽车在墨西哥建厂的计划,强烈要求该公司取消这一项目,并放言称,如果自己当选,将不会允许福特在墨西哥开设新工厂,并表示将对进口福特车辆征收高额关税。

面对无数次敲击,福特即使再不情愿也只能低头。根据福特的说法,特朗普提出的“税收和监管改革”计划,使其决定向位于密歇根州平岩的工厂投资7亿美元,创造700个新工作岗位。

不止是国内车企,就连出口至美国的丰田也被再三敲打,特朗普明确对丰田汽车CEO丰田章男表示,上台后要征收“一大笔边境税”,即要对丰田在墨西哥生产并出口到美国的汽车征收高达35%的进口税。

这只是开端。在此后的三年多时间内,只要汽车企业有裁员、关厂或者在海外投资设厂的打算,几乎无一例外都会收到特朗普的警告,不超过140字的推特成了国内外汽车企业的阴影。

当然,在大棒之外,特朗普的政策组合礼包也颇为诱人。

减税是主要法宝。2017年,特朗普送给全美的圣诞礼物是价值1.45万亿美元的减税法案。其中,颇为诱人的是企业所得税,从原来的15%~35%的累进税率降至21%的单一税率,最高税率的降幅接近一半。

“的确,减税的效果是比较立竿见影的,”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水清告诉北京商报记者,“我们监测到的数据是,美国资金回流在2018年前三季度增加比较明显。从短期来看,减税可以减轻企业的负担。”

根据彭博的研究,石油化工制造业会因为这一法案成为大赢家,因为他们支付了所有行业中第二高的有效税率,高达37%。当然,在飞机制造业方面,波音也获益不少,因此在税改法案通过后,波音立即宣布投资3亿美元,用于员工培训和设施改善。

而在政府采购方面,特朗普也不遗余力地贯彻着“买本国货”的理念。在奥巴马政府《美国复兴和再投资法》的基础上,将“购买美国货”实施领域扩大到所有联邦资助项目和公共采购,明确要求上述项目和采购必须优先采购本国生产的产品,并且只有在没有本国生产的情况下才能采购进口产品。

循着特朗普的理念以及民众对就业岗位的渴望,美国各州在拉动外资方面也不遗余力。福耀玻璃(600660,股吧)创始人、董事长曹德旺正是看中了减税后美国的成本优势,投资10亿到美国建厂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,曹德旺曾提到,“美国的天然气价格是中国的1/5,汽油、电的价格则是中国的一半。”

在吸引外资方面,美国各州都卯足了劲。2017年,富士康宣布将在美建厂后立即遭到六个州的争抢。为此,威斯康星州付出了不小的代价,才终于获此殊荣。根据威斯康星州开出的优惠清单,富士康可以获得为期15年、30亿美元的财政援助,包括15亿美元的就业所得税减免、13.5亿美元的投资所得税减免及1.5亿美元的采购建筑材料营业税减免,同时该州还出售了至少1000英亩的土地。

根据威斯康星前州长沃克的声明,“新工厂最终可能将创造1.3万个直接就业岗位,2.2万个间接和衍生就业岗位、1万个建设就业岗位”。这收获了特朗普的叫好声,一年后的6月28日,特朗普亲自出席了富士康在威斯康星州的建厂仪式,并称之为“世界第八大奇迹”。

事与愿违

威逼利诱的确有好用的一面。德国汽车制造商在与特朗普会面之后表态称,同意增加在美国的投资。大众集团首席执行官赫伯特・迪斯表示,公司“正考虑在美国建立第二家工厂”。

不是所有企业都像福特和大众一样,能心甘情愿地放弃其他国家低廉的成本和出口优势。墨西哥汽车组装工厂工人的平均工资低于8美元/小时,零部件工厂工人的工资低于4美元/小时,美国汽车工人的平均薪资则在16美元/小时之上,如果算上福利,通用汽车工人的时薪甚至达到70-78美元。聪明的资本家自然知道如何取舍。

被成本压得喘不过气的通用汽车“顶风作案”,2018年11月宣布了关闭7个生产基地、裁员14700人的计划,其中美国就有四家工厂堪忧,相较之下,墨西哥和中国的工厂并未受到影响。

“对这一消息感到不高兴”的特朗普不懂通用汽车的难处。2018年,全球汽车销量下降了1%至9333万辆,自2010年以来首次陷入年度负增长,2019年颓势继续,销量仅为9032万辆,同比下降3%,仅次于2008年金融危机时5.2%的降幅。

即便没有行业衰颓的大背景,强扭的瓜终归是不甜的,比如富士康在威斯康星州的百亿项目就没能成为“第八大奇迹”。2019年4月,刚上任3个月的威斯康星州州长托尼・埃弗斯就表示,希望重新谈判该州与富士康的合同,理由是该州为此付出的高昂成本。直到今年4月,富士康在该州的工厂仍然空荡荡。

旧厂关停、新厂却裹足不前,美国制造业的回流之路卡在了成本劣势上,也卡在难以阻挡的全球化上。

杨水清指出,美国的优势主要还是在于高科技,但劣势则是中下游产业链的空心化,要让这些中下游的企业在美国重新办起来是比较难的。对于制造业办企业来说,主要的成本有两个,一是劳动力成本,二是土地成本,美国劳动力成本不支持,再加上劳工对工作的时间长度等各方面的要求也比较高,因此不太可能形成完美的产业链。

比如,曹德旺的玻璃厂虽然收获了税收和成本的红利,但却被美国工会绊住了前进的脚步,利润迟迟上不去。相较之下,作为美企的特斯拉在中国的工厂却风生水起。从2019年1月7日开工到2019年10月23日建成投产,特斯拉上海工厂用时不到10个月,产能也节节攀升,目前已至20万辆/年。

数据的走势则更直观。自上世纪50年代起,制造业增加值占美国GDP中的比例就持续下滑,1951年,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 27.61%,制造业产出占总产出比重为38.66%。到2009年,这两个数据分别降至11.78%、18.1%。即便是在美国政府多措并举之下,制造业的相关数据虽有短暂恢复,但也只是昙花一现。

事实上,在特朗普上台后,制造业总产出的占比并未出现明显上涨,2017年一季度约为16.9%,之后在2018年出现过短暂的上涨,最高峰达到2018年三季度的17.03%,之后直到2019年一路走低,到2019年二季度甚至创下自1947年以来的新低――11%。

疫情更是插在了美国制造业的心脏上。制造业生态系统公司Fictiv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,89%的美国制造商的业务直接受疫情影响,包括销售下滑、材料成本、生产时间增加,以及取消或推迟产品发布等;36%的企业不得不裁员,24%无法供应订单。

资本趋利、投资避害,美国的优势在更低的洼地面前不值一提。马来西亚、泰国、印度尼西亚、越南等东盟国家正孕育着一个个庞大的生产基地。

2017年,柬埔寨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153美元,算上各方面福利每月为200多美元;越南绵延3260公里的海岸线为其提供了厚实的口岸资源、保障了运输能力;除此之外,在东南亚,还有年轻丰富的劳动力,以及更低的关税壁垒……以上种种,对于劳动密集型、资源密集型的制造业而言,无疑是各项选择中分量最重的那一个。

“其实,奥巴马时期已经在推进制造业回归了,”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坦言,“制造业回归这个问题是有一定的悖论,如果按自由市场的规则来看,在美国高成本的情况下,输出去的低端产业链是很难回归的。只有打破自由市场的规则的情况,才有可能实现一定的回归。”

“那些没有供应链依赖、易于自动化的制造业回流其实是非常现实的,”杨水清也提到,比如,已经高度自动化的汽车以及汽车零配件交通运输机械家电等制造业,这些制造业大部分也都在美国,也有部分在墨西哥和美国的边境上。不过,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就比较少了。

以曹德旺为主角的纪录片《美国工厂》的结尾,工人们投票拒绝设立工会,目的是为了保住饭碗,而工厂的新总裁则指着生产线说,“这里很快就要全机械化生产,我们会把这些工人全都裁掉”。

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汤艺甜

(责任编辑:张洋 HN080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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